要“不断推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九读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公报的体会
网友：邵道生
　　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的确，怎样推动反腐倡廉理论研究？怎样将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它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反腐败斗争中之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反腐败的理论研究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它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转化为执政者的反腐政策而实现的，譬如，这次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本身所含的“理论量”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反腐倡廉中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满足不了反腐败斗争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是创新的理论还不是很多，理论界中的一些人还满足于搬迁西方国家的反腐败理论，阻碍理论发展的“左”的思想障碍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今的理论创新还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因此，这些问题若是不克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将很难健康发展。

　　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反腐败斗争中的理论研究呢？

　　这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同时也存在“实践脱离理论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很“顽固”，都很“严重”；而人们往往只重视、只批判“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而不重视、不批判“实践脱离理论的倾向”。尤其是在权力场上，不重视、轻视和蔑视理论的倾向则更为“严重”。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并非”。其实，平心静气地从“大的、远的方面”想一想，过去执政党所犯的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等在內的“重大错误”，实际上都是社会不重视社会科学的结果，而从“小的、近的方面”想一想，社会流行的“拍脑袋工程”，不都是执政者不重视理论研究的结果，什么都是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什么都是拍脑袋，什么都是想当然，哪有不犯错误的？！

　　这是因为我们社会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态度往往是“叶公好龙式”的，对这一繁荣科学方针的执行其稳定性很差，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往往在“需要”时，譬如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发表一个讲话时，就会用一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对什么是 “花”、什么是“家”的“条件”要求过严，而且经常采用的是一种“政治标准”，还在于对什么是“花”、什么是“家”的最后总有一个谁也没有封过、实际却是存在的“审定者”、“裁定者”，当这些最后的“审定者”、“裁定者”认为你不是“花”时，你就无论如何都“放”不了的；当这些最后的“审定者”、“裁定者”认为你不是“家”时，你是无论如何“鸣”不起来的。但是，中国过去的现实是，“真理”有时并不经常掌握在这些最后的“审定者”、“裁定者”的手里。譬如，马寅初的“人口论”是不是一朵“花”？是；马寅初先生本人是不是一个“家”？也是。但是，当初却被最后的“审定者”、“裁定者”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好多了，但却是一时很难彻底消除。

　　这是因为我们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宽容的舆论环境，一个更加大度地发表创新理论的环境。在这次北京人大会议中，新当选的北京市长王岐山提出了一个“要允许干部讲错话”的观点，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不过，笔者以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倾向倒并不是在于“允不允许干部讲错话”，恐怕还是一个“允不允许‘文人’讲错话”。“干部讲错话”又怎么样了？本地媒体有几个敢于“直谏”的？经常是这个省的媒体去批评那个省的领导，那个省的媒体去批评这个省的媒体，而且往往是只要发现“苗头不对”就随便找一个“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理由”，下达“封杀令”，就不让说了，而说错话、做错事的领导呢？照当无事。而对“文人讲错话”呢？情况就不同了，只要哪个文人被哪个具有视频聊天“一定级别”的领导点了名，这个文人的“日子”就不怎么会太好过，不仅其他文人就会对他“上纲上线”，一些媒体也就不会再用他的文章了，所以笔者认为，当今“要允许文人讲错话”比“要允许干部讲错话”更迫切。在这里为了避免误解，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上述这一“现象”存在的程度，我是用了“更加宽容”和“更加大度”这两个“限定词”的，这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现状的评价是好得多了，但是，还很不够。

　　这是因为组成我们整个社会在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理工科背景出身的“技术官僚型”（在社会学中“技术官僚型”这一概念绝对是“中性性”的）占绝大多数，干部队伍组织结构中的这一“先天性不足”会潜意识地、默默地产生以下这些“副作用”：（1）容易犯重视眼前利益、呈功利主义的“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2）对理论的“前瞻性作用”估计不足；（3）若是要其决策在“理论的理性作用”和“长官的意志”中进行“选择”的话，其中有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选择后者；（4）知识结构中的缺陷往往会使他们比较难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一般都按“现实的存在”去办事；（5）有时候的“创新”缺乏必要的文化内涵，缺乏先进理论的支持，随意性、盲目性较大；（6）有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正当学者对新的腐败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深度分析”时，突然会莫名其妙地接到“不让讨论”的“通知”，什么道理？谁都不知道，但后果却只有一个，即影响反腐败的深入……可喜的是，对这一现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经常邀请法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专家学者去中南海讲最新理论，整个社会现在也已经意识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的存在，因而有不少反腐败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内心顾虑还不少，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高，所迈的步子还不够大，远远满足不了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譬如，在对腐败产生原因时，有不少学者仅仅满足于搬用西方的那个对老百姓怎么解释都弄不明白的“寻租理论”，前一段时间社会舆论界热炒的“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过前几年境外学者争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固然要学，但是，仅满足于“搬”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正像吴官正同志在与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时指出的那样：“反腐倡廉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搞好这项工作，既需要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和支持，也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和支持。要深入研究反腐倡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问题，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

原作者：思源廉政网
来 源：思源廉政网